《Chutzpah!》2009 春季号：一个小朋克的基础另类教育

一个小朋克的基础另类教育

文：唐水恩

在我们这些普通民众之中，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自己被各种统治性力量放逐到了社会边缘？除了少数精英之外，大多数人即使无时不刻感到不适，也无从追溯这痛苦的根源。 在很大程度上，「边缘」这个词本身的抽象性令它只能作为玄奥学术与大众传播代码而存在。正如巴西激进教育家保罗·傅莱叶（Paulo Freire）所揭，民众不过是发展的「客体」，我们并不在事物命名的主动过程中存在，而是在压迫者制造的教育与行动理论中存活，这造就了人民的「沉默文化」。但除了沉默，这个过程还培养了身在边缘心向主流的「大众」，为其利益攫取创造了市场。显而易见，当今消费文化如此有「活力」，与 materialism 一词的内涵在政党的宣传下从唯物主义的哲学向物质主义的实用转向脱不开干系。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与动员者则试图唤醒大众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这一艰难转向所面对的阻力不仅来自「消费文化」与「沉默文化」的现实交合，同样也来自历史、左派、「乌托邦」们所留下的暴力与极权的阴影。对于扮演着能够帮助个人实现其物质利益之救世主的政治精英－消费主义而言，前者更令人恐惧，这大概是为什么家长式教育的传统更坚定了其「莫谈国事」训诫的原因之一。这一面向有助于分析行动主义者们的行动僵局。「后现代的行动者」们从西雅图与热那亚等大事件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重读傅莱叶的《被压迫者教育》，并尝试发动一场更基础的行动：激进教育。被压迫者的自我教育又该如何？本文并不尝试对激进教育的学说进行整理，倒是想讲讲我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小朋克」，如何经历了一次在课堂里不可能发生的另类教育，而这种启示性（非真理性）的教育正是一个尝试行动的普通人的动力来源。虽然这样的故事不具普遍性，却也能够为其他与我类似的普通人的自我改变提供一种参考。需要说明的是，直到大学我才进入这个从未让我产生热爱情感的城市，才接触到朋克乐、互联网、图书馆——尽管在中文世界里，这些渠道对另类之异见仍是遮遮掩掩。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家乡的丘陵地里陶醉自然，拥有自卑的小农意识，巧遇过喇叭裤被红袖章狂剪，听到《一无所有》并对一个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乡愁。

对于行动者来说，当下最矛盾的正如左派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知易行难。她下此结论的前提是专制主义已经从底到顶贯穿了权力金字塔。作为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她推崇「公民反抗」，但又担心乌托邦反抗堕入暴力的深渊，堆积起另一尊威仪极权。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可以改变世界？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Puebla）人类社会学教授约翰·赫娄蔚（John Holloway）2002 年出版了《无需夺权便可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提出我们需要反思并抵制意在夺权而非反对权力本身的革命。传统的改良与革命经验说明：依赖权力与政府只会将革命导入另一套偶像崇拜的程序，浇铸出另一种僵化与偶像化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新的社会抵抗运动，不该再重走老路，而应重点着眼于尝试建立一种开放的、有责任感的社区 / 社会关系。

约翰身在墨西哥，与东南丛林里的萨帕提斯塔运动过往甚密。为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恐怖主义」侵略，卡帕斯的玛雅原住民在其「翻译者」――外乡人――马科斯的带动下，发动了一场非常诗意的「后现代的革命」，「符号学游击战」与「赛伯空间游击战」（《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健芝），拥者众多，遍布世界各地。想必萨帕提斯塔的新革命连同新近的诸如反 G8 等新社会抵抗运动给了他很多新启示。对于僵化与偶像化危险的提醒，我想不仅是针对马科斯，更是向其众多支持者与效仿者说的。事实上，此时马科斯已经开始被人当作「格瓦拉第二」加以玩味了。

虽然此前已略有所闻，但近距离接触萨帕提斯塔的支持者，是 2004 年的事。那年我与乐队去欧洲巡演，40 天、35 个场地，几乎全部是安那其朋克盘踞下来的空房子或郊区草地。与萨帕提斯塔抵抗运动有关的海报与书刊和其他「反 G8」、「无国界」、「女权」、「反种族主义」等运动信息被整齐地摆在它们的 info shop 里，供人翻阅或购买。与此同时，他们 / 她们通过表演募款支援，并秉持「公平贸易」道德，直接购买卡帕斯印第安土著种出来的咖啡豆，以避免代理商对中间利润的巨额盘剥。看来，支持萨帕提斯塔在盘踞朋克这里是玩真的。

盘踞地，从伯明翰到巴塞罗那，从哥本哈根到布拉格，曾几何时，它们就像安那琪朋克们社会预警与行动呼唤的烽火台，密布于欧洲大陆的大城市和小村镇，成为社会抵抗力量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盘踞」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素有传统（据称 54％ 的英国居民都是盘踞者的后代，他们 / 她们祖上的理由是：将土地沦作商品不符合自然生存法则），朋克们占据富人们闲置不用的房屋本身就是与土地关联甚深的抵抗行动。但现在，盘踞已不像当初那样，还能被尚具争论余地的弹性法律所容忍。在法律以其最大强度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将传统的公共财产也私有化的今天，这些安那其人自然就成为了财产拥有者以及警察的眼中钉，时常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大大小小的抗议与对峙时常发生。新华社有一次还发了一组图片新闻，报道了德国的一次对峙，文字很简单且比较幽默：「警察镇压暴乱青年」。而另一更具黑色幽默意味的事件发生在维也纳，一群安那其人直接攻占了奥地利共产党准备出售的房产，在那里，他们 / 她们收留并保护不被政府欢迎或者被驱逐的「非法」移民。我曾亲历了他们 / 她们如何为隐藏并保护那些来自异乡的飘零人构筑工事，预防警察的突袭。

于我，这实在是新鲜事。理直气壮地盘踞被浪费的房地产，将它变成据点，在此策划参与社会运动，扶持弱势（朋克自身也是边缘群体），讨论、反思与行动并行，追求开放而且平等的人际关系，整个场景生机勃勃。自英国和平安那其朋克乐队 Crass 通过 Do It Yourself 文化介入音乐与社会严肃议题（如反战、反核、反威权）后，开拓了不同于Sex Pistols「文化震慑」之嬉闹的另一种场景。这种反文化自治场景在欧洲以及后来的东南亚都遍地开花了。尽管此处诸如和平或暴力等各种方法的论争不绝，各种观念流派竞争不止，但总体而言，和平行动主义极具活力地推动着音乐抵抗与社会抵抗的深层联姻。

对于一个从 DIY 文化被宜家家居、电脑代理商等等工业部门剔除了其美学/社会抵抗意义，令它沦为广告促销手段的环境中来的小朋克，这里的朋克 DIY 文化无疑在此刻才真正为我打开认知的窗户。此刻知道，朋克不仅仅是噪音，还交织着深厚的另类社会学与哲学纬度。此窗一开，各种行动主义的社会抵抗观念便汹涌而至：反威权、直接民主、直接行动、反消费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反「驱逐」、 「人人皆媒体」。地理上也从欧洲，南美洲与东南亚连接到了文化上一衣带水的香港与台湾，了解他们 / 她们过去及现在正进行着的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此前几乎被家庭长权与社会等级制所剿灭的个人能量又复活并活跃起来。大家开始相信通过日常生活的改变——或称之为革命——我们可以改变生活，至少在学习中改变自己，使自己从现代奴隶恢复成为一个具有自觉人格的社会人。

先通过 DIY 杂志纸上谈兵：类似于起初刚接触朋克乐时无限拥抱的豪情，我对这种被深深植入各种抵抗观念的行动主义也充满了热情，四处搜寻并翻译自己所能得到各种资料，学习那些从未听闻的，诸如「直接民主」和「自治」等「新想法」，在比较中厘清自己的真实态度。最终，和平安那其人的社会主张与媒体行动者的「I」观念给了我最大程度的同感。受其鼓舞，我决定和平地行动。中国的现实体制竭力制止我们前往那些早已被扩张过度的时尚与制服势力所控制的公共领地——大街或者公园——进行有效发声。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地方，作为一个遇合与中介空间，流通我们的信息，讨论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些行动「符码」，将之与我们自身的处境相连，进行解释，并尝试力所能及的行动。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政府修建的「青少年宫」，这是诱导青少年学会顺从现实，歌舞升平的地方；也不是酒吧或者咖啡馆，这种充满品牌消费情调的场所令我们感到不适；盘踞更不现实，一旦守财如命的房主（物质主义已经成功摧毁了社会信任，更何况他们 / 她们对自己的财产也毫无安全感）与人治警察（你无法保证是否会成为另一场躲猫猫游戏的无辜牺牲品）双双很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但万般禁锢总有一疏，留下了另外一个它无法顾全的间隙：私人房屋。要想找到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地方，只有租。很幸运，我们在较为僻静的城郊找到了一幢因为破败无墙而无人理睬的房子，用相对来说非常便宜的价钱租了下来。

此屋虽然老旧，但环绕着的景致却颇具自然美，让人有一股子清凉的干劲。立马清扫尘埃，斩除野草，给房子分配功能：Info shop，提供我们所能收集到的社运情报和另类著述；会议室，此后一系列工作坊 / 讨论会 / 放映会都在此处进行；舞台，设在院子里，为摇滚 / 实验 / 街头流浪艺人提供场地；客房，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床铺；提供篝火，供朋友休闲。然后，在外墙的柱子上镶上一颗半红半黑的五角星，取一个名号：「我们家青年自治中心」。

只要出力，物质空间就来得颇为容易，改造也颇为顺手，但超乎预料的是，「自治」招牌甫一挂出，社会关系就立马需要重建，破与立的冲撞此刻就显出其厉害来了。新的关系还未有「蓝图」，我们已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本散漫的行动节奏，变得严肃正经，讨论相对自由或者绝对自由的问题：在这个行动者与嬉皮混居的地方，是否需要成文的规章；完全藉由自觉还是通过分配来合作；是否有「禁止」条文；是否以及如何施行一致决议等等。「自治」的特殊名义霎时间就引来争论，甚至在一开始就几乎令它解体。因为，诸如「集体主义」一类的名词着实令我们对历史留下了不良记忆，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误会，非常有破坏性。这才真正意识到，原先被我当景观看的欧洲盘踞与社会运动，其内部的矛盾潜流也将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那一次大灾难似的乌托邦畅想曲。不管怎样，一旦进入自治「程序」，我们的新畅想涵括的行动意义、集体形式、以及其他社会关系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定的反省并予以重新建构。否则，我们只会僵化在其过去的极权与奴役的记忆中，无法前进。

首先是与政治相关的语言意义：德国记者与文学教授科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早在第三帝国时期就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工具性，以日记的形式分析了语言是如何被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缩略化、非人格化，使之成为「犯罪者、旁观者和受害者潜意识沟通之授权代码」。无论是在第三帝国，还是顶着其他诸如「民主」、「共和国」等名义的现代帝国，这种政治技术非常受用。我们的父辈也饱受其苦，文革的「暴风骤雨」将所有与权利和政治有关的意义（当然也包括其他跟批判性思维相关的词汇）都灾难性地篡改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各种共识制造与意识控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藉由物欲利诱以及公关招术等等更加巧妙的方式变得更为严苛。所以，无论是在集体内部还是在与外部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花费气力以自己的方式重建必然要用到的一些词汇的意义：最正经的如「政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治理，甚至法西斯极权，它更是我们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参与社会关系的建设；最陌生的如「自治」，这并非暗示着对大一统的「分裂」，而实为摆脱外部威权的控制，在个人与集体层面上实现并维护自我治理；最平常的则是「DIY」，显然，它不仅仅是经济互助与合作，还是对疏离人性的工业美学抵抗，更是一种草根社会行动的组织方式；而其他诸如「安那其」、「乌托邦」、「自由」、「民主」、「公共」、「社会」、「公民」、「一致决议」、「等级制」、「革命」、「互助」、「教育」、「消费」等等，几乎各个层面的词都需要往恢复主体人格的方向重新构建其意义。而这并不仅仅是良知知识分子的任务，也是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需要做的事情。

但显然，这是不能够一蹴而就的浩大亦长远的工程，即便意义在拥有某种程度的共识的松散集体那里被反复地加以解释、沟通，但过去的政治恐惧依然成功地阻碍着安那其人自身的尝试。对行动主义的主体「呼唤」总是不被加入，但对此有兴趣的人被等同为我们旧有经验中的强迫性「动员与号召」。而在自治小屋的内部，一个乐于发言的人则会被沉默者怀疑其有强加一种意识形态到自己身上的企图。

有观察者——大多数人更愿意做观察者，而非参与者，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指出，虚无的嬉皮与好战的行动主义者并不是合适的组合。乍一看，这似乎不无道理，古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可细想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在谋求一种更为纯粹的自由吗？假如目标如此接近的人都无法达成共识，那谈何与目标差异更为明显的人相容？连一个小集体都不能容忍异见，何以奢望一个能够真正尊重多元文化的十五亿人的社会？又有观察者指出，行动目标虽好，但行文不能太严肃。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她提供的榜样皆是此时颇为受捧的骂骂咧咧的博客家，这就令人不得不审慎考虑她的建议了。并非鄙视粗言，只是遗憾，「严肃」为什么如此令人不堪？为什么我们会将自觉反思当作负担？再往前延伸，恐怕这就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而是要追溯到「乌托邦」中去。最近翻看老房东留下来的厚厚一叠发黄的《红旗》剪报，里面贴满了「友爱，情谊，团结，奋斗」等等乌托邦新语，设计感与戏剧性十足。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旦被发现是变相极权，谁会不彻底地厌恶它呢？泼水弃婴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类行为逻辑了。看来，这需要一点时间，通过行动本身来说明了。

语言意义与政治意见并非是第三条道路上的唯一阻碍，构成这个社会底纹的其他细密而且紧绷的经纬线都可能会弹射出或明或暗的利剑来伤害到这些常常被批评幻想做「上帝」的安那其人。其中一种就是我们自身的社会性复制机制。我们想从个人已被体制化的思维中所驱逐的败坏的权力关系却时常像「保皇派」（皇帝与英雄戏现在很时髦）一样竭力抵抗，并不断企图复辟，搞不好就将自己送上自己修造的断头台。譬如或隐或现的男权主义、长权主义与等级观念。它们蹑手蹑脚，令那些试图革新的人一不小心就落下虚伪的罪名，变得不可信任，尽管他们 / 她们对威权控制更敏感，并试图去除之。这些复制机制同时又像炸弹的流水生产线，它源源不断地生产、累积，一旦爆炸，就会掀起高密度的尘烟。无论你处在烟幕之内还是之外，都会被抛入相不可见的窘迫境地。这并非可以消散的电影爆破场景，它会成为一种凝固的、永久的伤害。对于想做「上帝」的人来说，这并非不可避免，避免的方式并不是找来一个乌有的上帝进行重新复制，而是学会在倾听中学习，在学习中改变。

在一次「性自由」主题的工作坊中，同性恋人便让自以为自由的安那其人遭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当时，我们有几个人认为在女性同性恋人中，看起来有一部分误将同性恋当作了一种时髦的亚文化加以追逐，且过分招摇，是中国个性价值观混乱的恶果之一。这立马遭到了主持人的愤怒反击：「你有什么资格怀疑和批评他人的性取向？即便是假装，那也是她们的自由。一方面因为她们并没有妨碍你生活，另一方面她们定有自己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过份招摇？假如我们不显示出我们的特殊取向，我们何以找到同类？」震惊与惭愧同时袭来，令我感到自己被自己嘲讽，所谓积极自由的「信徒」甚至不能给消极自由者以自由。我们与那些在酒吧里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而攻击他的人有何区别？不过，如果以积极的方向看待此类面对面的碰撞，它倒成了最典型的「激进教育」，也即保罗·傅莱叶所说的：「他愈加激进，就愈加进入现实，以致他更加认识它，更好地改变它。他不畏面对、聆听、观看他所接触的世界」。起码，我们更明白了我们自身的缺陷，也获得了改善的机会。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我们在讨论性自由的时候，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性，而在讨论「米兰时装周 Serpica Naro」事件时则所有的参与者中除了一位随女性朋友到场的男性，其他都是女性。这或许只是偶然，或许没必要刻意以性别来做区分，但它依然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我们需要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活动，以吸引更多的女性以她们的方式参与到「硬政治」行动中来。此为题外话，暂且不表。

说到工作坊，人们或担心会招致政治祸端，或斥其乱七八糟（读者在我们的活动广告下面的留言），更多则是悲观地怀疑此类关注独立媒体 / 社会媒体 / 全球化 / 女权 / 农民工等等议题的工作坊只是「闹眼子」（武汉方言，即胡闹），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变化。对于急着规划一幅未来蓝图的人来说，讨论会（起先是「讲座」，后来经过讨论，我们将它改成了形式上看起来更为平等的「讨论」）似乎只是语言游戏的棋盘，他们却忽略了认知所能够引发的行动力量。一旦进入所谓的激进的概念核心，使问题现形，那它们就不再受制于历史，而转变成现实参照。对于行动者来说，这会进一步地转换成行动力量，而对在门槛边徘徊的人来说，则至少能够获得它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认知管道。令人惋惜的是，很多同龄人为大众传播无所不知的装扮技巧所迷惑，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主流媒体诸多恐怖的传播效果中，此为一种，即叫人在「知」的层面上感到满足，这也是「呼唤」往往失效的原因之一。在我们抱怨公众参与意识淡漠的时候，傅莱叶在南美洲（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的社会运动更应该向南美洲学习经验）的激进教育尝试却提醒我们：「教育」这最基础的一环被我们的行动主义者忽略了，这不仅让我们陷入自我指涉的困境，令我们泄气，也使行动效果往往陷入消极处境。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教育――无论是自我反思教育还是与其他人的对话教育――这一环节上注入更多的注意力与行动力。由此观之，工作坊对意义重构以及自身的反省是很有帮助的。在一定程度上，工作坊本身就是一个在反思中完成的意义建构过程。

譬如，「激进」这个词本身难免叫人联想到「暴力」，即使你明确声称自己的和平原则，但提出一种新构想，呼吁人们改变自己的现实状态，它很容易就会被等同于「强迫」与「压迫」，即便是讨论，它似乎也暗涌着语言与思想的暴力。独立媒体人往往被视为激进派，人们对独立媒体的理解似乎总是走不出历史暴力左派的恐怖阴影，而对其所包含的博爱（可能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完全被瓦解了，所以不仅不信，反过来只会嘲笑爱这种「悲情之物」吧）难以感同。如何才能让独立媒体更引人注意，为人接受？根据过往事实，激进的独立媒体似乎要通过大事件才能引起注意，比如西雅图或者热那亚的反 G8 集会。但这种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并非天天发生，有没有可能制造自己的事件，借助主流媒体的缝隙，使之成为个人日程的一部分？

第二期由来自热那亚的媒体行动者 Simone 主持的工作坊叫「莫恨媒体，成为媒体」。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反思与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工作坊是分两部分在两地举行的，第一次是在一所大学，第二次是在「我们家」。在媒体反「低俗」的这个时刻，让「独立媒体」此类官媒天敌进入大学学术报告厅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教授虽有所忌惮，但是我们也能够以「左派媒体」为它换装，使它来到先前对此一无所知的学生面前。看来学生通过自己的力量在大学里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治教育，主导一种认知方向的尝试并非完全不可能。回到工作坊本身，Simone 在意大利的独立媒体尝试并不太成功，可能是因为其历史上暴力派安那其人和热那亚上死亡事件的双重影响。独立媒体不仅为政府所扫荡，也为普通群众所忌惮，逐渐沦为「自我指涉」的小圈子。这使得他们 / 她们不得不改变策略，运用大家习惯的大众符号重新给它排序，赋之以（或者说从主流媒体中夺回）新的形象与意义。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意大利，他们 / 她们先是虚拟了一位圣人 San Precario，称其是不安定工人的保护者，然后将这些不安定者的生存困局与反抗形式替代十二星座的行运预测，制成塑像与卡片在超市等地散发。它很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先前非政治化的普通人，将他们 / 她们引入现实分析。之后，他们 / 她们又虚拟了一位将社会抵抗运动的符号当作设计元素的英日混血时装设计师 Serpica Naro（将 San Precario 字母顺序打乱重排），通过竞标成为 2005 年「米兰时装周」的参展者。与此同时，他们 / 她们发动了一场针对 Naro 的抗议，指责时装设计师对弱势群体的利用与剥削。这种事件无疑是主流媒体喜欢的料，于是，从意大利到其他欧洲国家甚至加拿大日本等主流媒体开始报道这一「戏剧性事件」。而在此过程中，主流媒体先前所漠视的不安定工人群体的问题被呈现在普通人的早餐桌上。别出心裁的文化行动主义，或者如意大利媒体行动者所称的「不安定工人的社会品牌传播策略」，除了巧妙利用主流媒体替它发声，同时也可以消弭与非政治化人之间的敌意与障碍，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将问题展示出来。

我们自身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虽然面向不太相同，但也力图通过文化行动主义来传达一些观念，反转我们先前的一些刻板意见。比如，将舞台去除华丽的电子色彩，把它设置在院子里、树荫下、菜地边。除了贴近土地，它也能说明并非所有的艺术活动都需要商业资本介入，我们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社区活动：尝试在音乐会之前安排讨论，独立音乐家与观众一起讨论音乐及其社会意义，或者邀请巴士歌手来表演。这些歌手往往来自农村，他们 / 她们来到都市，挤上公共汽车，弹唱流行歌曲，然后从乘客那里获得一些收入。因为具有强迫性，所以这种被视为乞讨行为的表演往往被人厌恶，被当作是对城市文明秩序的破坏。我们计划请她来，做一场表演，与观众讲述她们在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这样大家可能不再会将这种表演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懒人的贪婪之举，而会去追溯其更隐蔽的不公平社会生产与分配的源头。村子里的垃圾困扰了村子四年，一直无人治理，我们决定办一场「垃圾演出」，筹些钱修建垃圾池，清理沉积的旧垃圾。这并不是佐罗似的侠义行为，而是要促使大家关注日益恶化的垃圾问题，关心政党统治下日益瘫痪的基层责任以及我们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同时，这也是我们融入「作为社区的村子」的方法（此前我们一直村民被当作大学生，文艺青年，甚至偷柴的窃贼等奇怪而且危险的外来人并为他们 / 她们所戒备），等等。

以上所述的这些意义重构——或者说反转策略——是我们尝试行动的第一步，也是无法绕开的一步。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饶有兴趣但尚在徘徊的人，它都是培养公共意识的基础。公共意识的促进并不能只通过直接行动来「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反转旧词汇、旧习惯的旧意义，这似乎已成为全球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共识。所以弗莱叶的「激进教育」对耐克等大商标的符码意义反转与新意义的生成被理解成一种新策略。而我们自己也该从单纯的他者的经验背书中转向自己的现实，亲近土地的自然语言，明白自身行动背后的动力来源与权力陷阱两面。唯其如此，直接民主与一致决议的尝试才更有说服力；有关亚洲媒体行动者网络 / 反全球化 / 安那其 / 行动主义 / 土地问题等等的意见才会被倾听；另类的合作集体——诸如合作出版，社会参与等计划——才可能付诸实践。

在最近的一次的工作坊中，一位从来只听摇滚乐，不问世事的年轻人走过来，他与我当初一样，感到不适，但不确定是为什么。我们放了《洞爷外传之祝君安好》的纪录片，开始讨论，他突然提问，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愤怒，与我当初一样：「可是为什么反对全球化？」……为什么呢？

（《Chutzpah!》2009 春季号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