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弱势者一边发现乐趣
文：邓小桦
我生于 1978 年，处于七零辈与八零辈的交界点，是一个在香港写作、从事文学工作、同时参与社会运动、媒体及教育的女子。内地一些文化刊物（如《城巿画报》的「生于七零年代」和「八零年代」专号）这样划分七零年代生人和八零年代生人：七零辈比较关心集体、城巿、大主题，八零辈则比较自我、寻求个人空间。而处于交界点的人则面对两边的拉扯，因为交界者受到两种方向的吸引，同时又看到两者的局限；集体 vs. 个人、公共 vs. 私密，又本是文学的亘古主题。本文意图在分享个人经历、向内地读者讲述香港情况，吟唱一首颓败里自昂扬的歌谣。写作时不得不诉诸个人的经验，以及对未知者的想像――昂希·皮耶·候谢（Henri Pierre Roche）在其自传体小说《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里写道：「我们艰难的处境，或许对其它人有益。」
为什么不拒绝？
视景必须先作调整。据说内地近年的情况也许比较像香港 1970 年代中至 1990 年代中的情况：媒体发展非常蓬勃快速，政治上出现改良的趋势，民间的声音似乎比以往更容易听见，无数的可能性正模糊著长久而来的界限，在界限之间生长的野草敏捷而能动，阶级向上流动，什么都可尝试，什么都有可能。而我所处于的晚期资本主义香港社会，则相对而言欠缺这种乐观气质。
资本主义总是一直做著很多很多的梦。万一当它的梦被实现为我们所身处的现实，才发现是个恶梦呢？近年到外地交流时我常常批判香港，心里总想著，我们香港人所身处的不美好现在时态，或可作为他人提前的反思。香港社会的垄断情况愈来愈严重，只有钱才能赚到钱，那些传扬「白手兴家」神话的富豪，以垄断的手法吞食香港的地产，并让现在的人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白手兴家；传媒因为资金、广告和政治上的自我审查而逐渐失去公正性及前瞻性，将社会运动和文化艺术放逐到边缘，一边炒作性与暴力一边灌输保守犬儒的价值观；教育建制造成的规缚日益强大，自由空间愈来愈少，大学已经接近学店而非广阔思想的实验场。社会日益淡忘五四运动所高举的青年价值，年青人身边充斥的声音不是鼓吹他们消费，就是教他们规行矩步、将来安于在庞大的资本机器上当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小螺丝钉。社会总是对你说要勉强自己、放弃兴趣、面对现实，你的苦闷将换来一个中产生活的未来：车子、楼房、中产衣着、体面的另一半和一个乖巧懵懂的孩子。而事实是，年青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得到的机会愈来愈少，起薪点愈来愈低，工作多是零散的短期合约，阶级向上流动困难，连拥有「终身的职志」都好像是不可能的事――而那些剥削你轻视你的雇主，却还一口咬定你「不够吃苦」。
隈研吾在《负建筑》里研究美国的住房政策：提高住房的代价，让人们陷入庞大的住房贷款里，于是他们就会像奴隶那样工作，并在政治上呈现保守的倾向，有利于政府的管治。有房子的中产阶级把革命的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兴高采烈地加入保守派的队列中。周云蓬的那首「买房子」不是唱吗：「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人吃饭了／ 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 从今以后，我得努力地还钱／ 我要还清贷款。／ 不管春夏秋冬，我要去上班／ 不管天塌地陷，还是要上班」。
如果安逸梦的代价是成为机械，世上铁定还有别的快感。下面这段话我们都听过了而且那么喜爱。《猜火车》（Trainspotting，港译《迷幻列车》）的经典对白：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事业，选择家庭。选择他妈的大电视，选洗衣机、车子、CD 机、电动开罐器，选择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选择定息低率贷款，选择房子，选择你的朋友，选择休闲服和搭配的行李箱，选择他妈的布料系列中的某三件式西装，选择 DIY，然后在星期日早晨质疑自己他妈的究竟是谁。选择坐在那张沙发上看麻痺心智碾碎灵魂的电视游戏节目，往嘴里塞垃圾食物。选择在这一切的终点彻底腐烂，在悲惨的家里撒最后一次尿，对你用精子搞出来的自私混蛋小孩来说，你只意味著难堪。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活……但我干嘛要做这种蠢事？我选择不选择人生，我选别的。」
这部 1990 年代后期的电影用连续剧甚至是 MTV 的方式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安稳中产的典型生活将会像抛物线那样有个下堕的沉闷终端。凝固就是深渊。你以为捱过了就有一片自由天空？这个社会将来会连烟都不让你抽。
《猜火车》的漂亮节奏让我紧紧记住：拒绝虚假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单是「拒绝」这一动作已经足够产生快感。电影的背景是 1980 年代中的英国，你可以从《自己干文化：派对与革命》（DIY Culture: Party and Protest）的社运脉络去理解所谓「撒切尔的绿色一代」的反叛：那时的年青人在安逸、拘谨、保守的社会中，拒绝了布尔乔亚的安稳生活与翩翩外表，采取激进、颠覆、狂飙的直接行动来挑战政府权威，比如对抗政府的反环保政策，占领空屋、在空军里扎营反对战争、躺在工地上反对修建破坏环境的公路、把自己绑在树上反对砍伐森林、出版自己的媒体、搞派对并组织狂欢的群体生活。而滋长这种反叛的恰恰是资本主义：1993年的约克夏郡反马路行动者说，「也许，最应该感谢的是撒切尔夫人，因为我们行动者当中有很多人都失业、提早退休、或者被解雇，所以才有空投身行动。」
当当权者犯错而弄糟我们的生活、这个规整的社会对我们表示拒绝时，我们生命的神奇一面才正要开始。因此无论何时都要谨记：拒绝假选择――为的是珍惜我们的生命与才能。
文学困难，因而有趣
要拒绝假选择，起点是肯定自己的兴趣与才能，立志投身于更大的目标。我比较幸运，我的兴趣与才能都在文学，而文学是世上最能唤起承担与向慕的事物之一。而且，香港文学一直有抵抗权威和资本主义的资源。
香港的文学历史是辛酸的。它一直被殖民地政策边缘化――因为自 1950 年代开始，大量优秀文人从内地逃难来港，他们对歧视华人、崇拜买办大亨的社会痛加批判，谁都不能绕过戴望舒、许地山、叶灵凤、欧外鸥等优秀文人的如椽之笔。殖民地政府就只好充耳不闻。视香港为「暂借的避难地」的一代逐渐生根，1960 年代的崑南等人依然以现代主义批判布尔乔亚社会；六七暴动过后，政府开始以较开明的现代政府方式管治香港，催生了 1970 年代较重视香港本土的文学，西西、梁秉钧、叶辉等人以富含感情的笔触书写本土事物及日常生活，没有革命的高昂、也不像传统俄国诗人那样有着高贵的知识份子使命感――但始终与商品社会保持距离，因为严肃作家在香港是无法以全职写作维持生活的。香港最为世界所认识的繁盛商业，对他们而言始终是压迫。他们始终与社会较低阶层的一群比较亲近。持续在香港做文学工作的人没什么巿场野心，「作家」这个身份是自我的坚持（在机械化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自我的空间），而非虚荣的追求。如果将创作看作一种自我追寻的内在动力和「无用之用」，我想香港的写作人格外容易理解。我也是这样，在广漠的空寂里，以写作感知自己的存在。写作是一道小小的皱摺，当社会拒绝你时你可以藏匿进去，并在其中获得反扑社会的力量。
许多前辈作家因为饱受社会忽视，都撤退到私密性有所保障的同志之间的亲密小圈。即使对身处的环境有所不满，也多以个人的低调姿态排解。这一点也许和关于内地八零后的典型描述相吻合。但现在的年轻文学人和整体文学圈都逐渐出现了一点不同的面貌。当看到一个历史的大格局和崇高的理念时，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位置，愿意肩负它，并且不避走调地和唱那理念的高音。我愿以我领受的知识说出文学铿锵的价值。文学以经典规劝失范世人，以边缘埋伏反叛活力，以前卫领导凝滞世态，以文字纪录与情感表达为社会累积社群之共同基础。本土文学在殖民地统治下一直处于边缘，许多优秀作家生前辛酸、殁后无闻，心血随风飘荡。学习香港文学，便是咀嚼先行者的苦涩，作死者拐杖，代之接触生人与土地。阅读则是亲身谛听作者，一同调笑，为之捶背，与之辩难。2006 年开始，我们一群年青文学人超越个人的创作，肩负集体的责任而开始为文学工作，创办了文学杂志《字花》。
辨清文学的整体价值与路向，也关涉到看清社会的情况。香港社会愈趋单元化，商品消费磨灭个人，大众媒体会靠向不合理的权威，政府常以刻板印象和公关语言迷惑大众，令城市病态地过度发展，又让各阶层在被割裂的同时，迷信「共识」（在内地的说法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而正如香港的本土身份认同一直难产而暧昧，香港文学的推广之难，除了因为一直位处边缘而不被巿场认同外，更因为它有左派和右派竞逐斗争的一段历史，因而一直不可能被官方认可：殖民地政府不承认香港的过去，特区政府也只想掩埋，让香港人开开心心放放烟花就好。
文学探索记忆和想像、肯定个人与散佚的历史，这些私密性元素都有其公共的面向。在一个混乱芜杂的年代，文学的革命性更为显著，因为这是一个拒绝记忆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力量要把历史的记忆涂改，同时用潮流变化或城巿发展更新的方式抹杀个人的记忆。所以廖伟棠会写「我飘浮其中，满身是悲观」，看见「那些光辉灿烂的城市耸起、倾斜、颠倒于我四面八方。／那些光辉灿烂的城市啊，多年后当我回来我将不见，／如今我却是目睹末日废墟的唯一一人。」变化里其实藏匿著单一，过量的资讯箝制了想像，所谓的发展其实是重复。约翰·伯格早已用最显浅的话说出了这些道理。
著名的《文化创意人：5000 万人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说那些创造了各种有益地球永续发展、性别与种族平等、公平贸易、心灵发展的奇迹性机会的文化创意人，是非常「信实」的，他们像扫瞄伪币那样分辨虚假的商业及政治信息。同时，他们还有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精神，重视女性，投入过程并重视在过程中各种与人的各种关系，重视个别体验之余又拥有综观全局的视野，不视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记得钱只能帮助改善表达方式、最终是要达致对公共性理想的实践。我像质量控制员那样逐项剔选，孜孜暗喜于发现喜爱文学的人的确与这些目标更加亲近。
《字花》希望将文学里的幽微乐趣、反叛活力、先锋勇气和深刻思考，传递给被现实、建制和规条束缚的年青人。它摇摇晃晃地成长著，开出了一些美丽的花朵。除了为文学创作提供空间外，它还与各种艺术组织合作，参与一些社会事件，对抗保守势力，并已在出外交流时受到了肯定。从组织的角度说，一个重要的成功标志是：尽管杂志不能在巿场上自给自足，但却可以为文化艺术人和社会行动者提供平台。我们重视行销，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销量，但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让文学在社会上变得可见，让文学人拥有对社会发出批判声音的平台，这比实际的金钱重要得多。我们还有一种古怪倾向――把努力挣回来的钱让给他人和组织本身，以至于了解我们行事方式的人都说，资本主义果然快要灭亡了。让钱以外的东西赋予你力量，你的力量才会更加壮大――许多组织乐于与《字花》合作，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对困难的工作格外感兴趣。行动、连结、扩展、开拓，需要一点工作狂的气质。
行动：为了悲伤和快乐
我是一个工作狂，同时有一点忧郁症。我必须独自写作，最好有一部桌上电脑，并且所有书都在身旁。不写诗就会失眠，写了很长的散文也要失眠；必须偶尔在独处的状态下流眼泪，然后在绝壁般的斗室里写决绝的句子，把自己拟想为鬼魂。一般认为忧郁症者会缺乏活力，但苏珊·桑塔格认为忧郁症与工作狂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颓废如波德莱尔在《私密日记》里，既说自己缺乏自信所以无法从事革命，却也不时说「如果不是凭兴趣，至少也得因失望而工作，既然事实已完全证明工作讨人厌恶而不是讨人喜欢」；「给我力量，让我每天都能迅速完成任务，并因此成为英雄和圣人。」桑塔格字字中节：「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全力工作的忧郁症患者，不过他们未必爱自己的工作。
许多参与天星皇后抗争运动的年青人都有点离群索居的欲望，因为我们也是在一个疏离的个体社会中成长的。但我们在运动中摸索着一种言说快乐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快乐是强大的，就像失去码头的悲伤那样强大。季特林（Todd Gitlin）在《给青年行动者的信》中说，正如滚石乐队在其名曲「你不能永远得到你要的」（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中所唱的，不必因挫败而失去行动力，以悲观为基础的反讽不同于沮丧、翻白眼或喝倒采。在 2008 年保卫皇后码头的战役中，我们几乎是疯了似地付出――不止发动所有人际网络去联署，用尽理性及艺术的言辞去推广运动，在庶民的街头和尊贵的议事堂里争取不同人的支持，把日常生活停顿，在码头露宿看守，掏出自己最大的善意和耐性，打破公共空间和私人房间的界限，也许这才是最令我们自己惊讶的突破性成就。承载这一切的码头最后被清拆，我们无法不悲伤，最悲伤的歌我们都唱过了。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必须深沉地咀嚼失败的滋味，把无法内化的失败铭刻在自己身体里――但一位战友说，我们也要懂得言说自己的成功与快乐，因为这将令运动的叙事变得更加丰富。而且，被视为反社会的失败分子和边缘人能够言说自己的快乐，这本身就已挑战了社会的想像界限。
天星皇后的保育抗争，确实把唯发展是瞻的殖民地意识型态迫退几步，令社会和传媒得到新的意识和语汇去理解和重新思考城巿应该如何。抗争重新点燃了学术和文化界对「香港本土意识」这个题目的热情，并催生了学术研讨会、历史整理及史料钩沉，另外对年轻一代的创作方向也有影响。码头没能保住，政府无论如何都要拆掉它以保官威，但同一时期香港其它的保育争议却都争取到了议价空间，政府不再敢把露天街巿和旧街老区像以前那样弃如敝屐。这些都是成就，会被时间记住，但我在这里最想说的不是这些。
以想像为关键词
我记念的是我们如何挑战了公众的想像力。青年人非但不喜新厌旧，相反对旧物充满了兴趣与感情。呼唤大众重视历史，甚至愿意为此与官府对抗，此其一。他们向往直接行动，直接与警察争夺铁马，本来很容易被当成盲动的暴民，但他们又都出口成章，白天示威，晚上写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的文章，亦文亦武难以被抹黑，此其二。
其三，这些青年人对社会诸多不满，但他们眼睛明亮、脸色红润、说话节奏轻快，经常唱歌跳舞做行为艺术，快乐在他们身上比愤怒更加鲜明。我们的组织叫「本土行动」。政府在议事堂决定清拆皇后码头那天，本土行动成员在皇后码头举行誓师仪式，登上码头顶盖，挂起四条巨型横幅：「官逼民反，同佢死过（跟它拼了），保卫皇后，差你一个」。他们用艺术气质浓厚的陶碗喝女儿红，而我则负责形象设计，督促大家戴起纸板皇冠，以廉价的玩具示意：这是一场修改皇后码头原有的殖民地皇家气息的庶民运动。警察们要以手铐铐起一群头戴纸板皇冠的人吗？这个荒诞的画面让我乐不可支。后来发展局的官员林郑月娥到码头与我们「对话」的时候，我们也戴著纸板皇冠。社会主流无法以一贯的方式来消化这怪异的形象。季特林说，必须以玩乐的方式进行政治行动，不是因为纯粹的反对，而是出于自由的喜乐。「让世界的黑暗面进入你的神经系统，不代表你一定要向阴郁投降，这无论如何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那些装模作样的人嘲笑行动者们、带着毫无幽默感的冷笑来指责行动者毫无幽默感吧――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参与运动时我还没读过季特林，于是我惊讶于他说得多么正确：「我们把责任装扮成了一场狂欢派对。」
九十年代「自己干文化」里的重要运动份子，声称自己「于火中翻滚，但从未灼身」的「暴走共同体」搞免费派对、发展自己的社区，视跳舞为革命，当地的犯罪率还同时降低。当 1993 年警方以毒品问题为名要来扣押核心份子和跳舞的民众时，大约三、四千人跑到警察局前打开音响跳舞示威。这次示威「波澜壮阔但又有规有矩」，连警方高层都称这是一次不错的接触：「群众在示威解散时实在太厉害了，他们清理现场的垃圾，一袋袋装好并丢到垃圾桶内。」一般以为年青人、愤怒份子以及锐舞爱好者的都是自我中心的人，但「要是你懂得尊重人，你就不会在派对中搞事。」暴走共同体提倡得最多的就是尊重以及和平共处。
我们在社会运动里学习各种事物，包括与人共处的能力。参与群众运动的体验是孤独的写作者所害怕的；你将与陌生的人同行。而我必须说，同行是美好的，走在基于共同目标（也许在细节上有点差异）而集结的队伍里，你将看到群体之善的实现，反复耳边的祝福低语，有柔和的光。那一刻，每个人都能产生深刻的理解，生发出自然的兴趣，集体可以容纳你作为个体的各种怪异风格，而他者的不同将给予你柔软的撼动，汇集成一条丰富得难以归纳的河流。而如果你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清晰笃定，那么就打开你的感官与理性去投入集体运动吧，你感受到的将不是混乱与畏惧，而是澄明与安宁。真的，当与警察面对面推撞时、被女警从码头抬出时，我冷静得面带微笑、连粗话都不说一句，如同心里有一面明净的镜子，完全知道如何避开危险，还敏锐得留意到身边同伴的所有状态。集体运动对我而言的确有宗教意味，因为我感到被包容、有超越，像受到神的祝福。我必须好好把这一切写下来，让日常的都巿也能理解到这种美好的感觉：理查·桑内特在《公共人之死》中说，都巿性（urbanity）的精髓，就是人们能够共同行动，但又能拥有各自不同的面目。
坚持差异性
平心而论，因为工作太多，我常常只能作社运的散兵游勇。我更常担当的角色是「言辞人」（man of words），为各种站在庶民立场上的运动宣传、解说和辩护，从日常细节出发，慢慢动摇权威的基础，为群众运动准备舞台。美国政治学家贺佛尔（Eric Hoffer）说，「几乎每一个喜欢找碴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姿态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这话真叫人霍然而惊：像梁山泊里的好汉快意恩仇，论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末了难道都要有一个被朝廷招安、逐个殒落的终局吗？
作为一个认真的读者，我会说，我既已看到了那些终局，便会坚持走一条不同的路。现在香港的许多保守中产阶级年轻时都曾经激昂地关怀过社会，但因被建制吸纳，过了太久安逸的生活，年轻时的理想逐渐被风化磨蚀，甚至到了他们想挽回也挽回不了的地步。我认识一位叱咤风云的电视界人物，她还是那么本能地关怀穷人，但因为她主要的工作是制作娱乐节目，已经离她所关怀的人太远。她根本不知道她所关怀的人如何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眼界的局限。这是真正的老去：她是那么聪明，那么善良，那么无知，让人深深地叹息。我不想浪费我所领受过的种种神奇，因此会谨慎行事，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发现主流所未见过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