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空间，或尚未出现的社会空间
文：周思中
阶级斗争的悖论
在《意识形态的幽灵》（Specter of Ideology）一文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所谓「阶级斗争」做出了精彩的分析。他指出，和大部份人的观感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不可能是一个和谐、运作良好、自足的系统。当中的差距之所以未成为导火线全面引爆社会各式矛盾，关键在于「阶级斗争」。没有或尚未出现的「阶级斗争」的悖论，就在于社会之所以能够凝聚，靠的正是代表着分裂与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社会成为一个和谐、透明及理性的封闭整体的终极障碍物。有了阶级斗争这一严格意义上的威胁，社会上的任何矛盾和对立都会被符号化的过程强势收编与消化，同时被无情地诅咒。【注释一】
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并不是某个客观社会过程的结果。所谓的社会过程，就是阶级斗争永恒的角力对手，在我们原以为自然客观的社会过程中一直起着作用。社会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存在些许矛盾，还是处在矛盾爆发的边缘，甚或是已进入全面的阶级斗争阶段，都不过是这场角力的不同面貌。难道这里不存在理论教训吗：和谐的社会与阶级斗争看似是两个概念，其实既非两个简单的个别概念，亦非简单地相互排斥。无论在任何阶段，两者总是已经互相铭刻。
齐氏认为我们必须明确辨别并严肃反对某种自以为是的后设发言，以为在概念上或实践上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层次，阶级斗争和社会过程在那里能各安其位而非你死我亡。形象一点说，那个「更深」的层次便是当今的消费社会以抽空离地的众多「选择」置换本质对抗性的矛盾。齐氏亦指出了相反的逻辑，即马克思在华尔街一直拥有大批读者――即使是金融海啸之前――的原因是他确实抛出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分析，另外一层原因当然是这些分析及理论功夫到底还只是尚未实现的预言。但当话题转到列宁这位史上第一个将社会主义在国家范围内实现的理论家及政治家时，人们的反应便大概只有暗暗偷笑与冷嘲热讽。
和许多当代思想家一样，齐氏锁定的辩论语境是所谓资本主义全球竞争年代。据说意识形态在这个年代里已不不具备关键性地位。当然，如此打发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应立足于客观科学的某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已成明日黄花；不用等资本主义出招，共产主义已是雪崩般瓦解。在齐氏的家乡欧洲，形势更加微妙：上千年的辉煌文明、二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近年的全球化浪潮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危机、欧盟的建立及其宪法争议等等不一而足。内忧外患新仇旧恨，「将来」、「希望」、「乌托邦」之类的问题迫在眉睫。
旧鬼新魂的僵局
元素当然迥异，但结构几乎一样，这难道不也正是当今香港的基本格局吗？香港的格局当然关乎所谓的「未来」问题。什么是新、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换旧。更关键的也许是少有评论者从一种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新」和「旧」的纠缠关系。或者以齐泽克的说法，评论者似乎都以为自己占据了某个后设的发言位置，无视「新」和「旧」的真正对抗性所在。这不仅无助于香港认真检讨自己的过去，恐怕更会有意无意成为沉默的共谋，永远维持着某种折衷被动的现况，并成为殖民史或解殖史上的一宗闹剧――如果不是悲剧的话。
在此当举两例。话说零七年底，已当选为立法会议员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与新上任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立法会上发生口角。两位当然对对方并不陌生，但在议事厅里擦枪走火，还是很获媒体及舆论关注。事缘陈方安生的发言提出了「民主民生不可分」的论点，大意是指不能只谈民生议题而回避一直以来都属政治敏感的民主普选议题。曾局长反唇相讥，直指除非陈方安生能诡辩当年殖民政府也算民主，否则陈当年在福利部门做的工作也不能算是民生工作。
说这次口角是香港回归后经典的倒错例子，绝不为过。陈方安生由港英时代任职布政司，到特区年代当过几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务司司长，及后据称与行政长官董建华不和而辞职。2007 年下海参加立法会补选，成为立法会议员。陈的对手曾德成亦不是省油的灯。他的胞兄是亲建制派政党民建联的创党主席曾钰成，学生时代曾参与 1967 年的「反英抗暴」而被拘捕，当时告发他的人正是其就读那所老牌英文中学的校长。由于有刑事纪录上不了大学，出狱后他便于左派报馆《大公报》任职，直至被任命为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边是落难下海港英政治贵族，一边是水鬼升城隍的左派政治新贵，口角也不单只是道理的攻讦，而是两条一直以来在香港争持不下的主轴政治力量在回归十年物是人非的一个议会厅中的短兵相接。
当代法国哲学家杭谢尔（Jacques Ranciere）曾经分析过法国 1980 年代的一个怪现象。1981 年总理选举，有位候选人一口气开出了 110 个承诺，什么都要变，还要翻天覆地地变，结果当然是当选。有趣的是，七年后，这位总理在没有提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当选连任。七年前的承诺几乎全是空头支票，但七年后的评论却似乎与这位总理心有灵犀，赞赏他没有再失控地放任承诺。【注释二】杭谢尔从这现象中看出了一种错位：语意上，「未来」正式脱离与「希望」、「乌托邦」和「变化」的联系；所谓的「未来」不过就是当下的延伸。这不仅仅是「飘浮能指」的后现代式的讨论，杭氏直指的是如此错位的政治效果：满口道理地主张维持现状，并顺势将所有乌托邦式的希望都视为极端的危险和灾难。当然，历史上的保守派都是身陷庞复的利益网络，反对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但对于进步思想而言，后「苏东波」年代的保守派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能力将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异议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
在这种问题意识下，陈方安生和曾德成的口角成为了香港状况的一个隐喻，它铭刻着香港当前的胶着状态。民主和民生并行不悖要不是常识，至少也当是值得追寻的目标，陈方安生却因为前殖民时代的履历而有口难言。归根结底，在基本法「五十年不变」的豪言壮语下，对殖民地社会文化及统治的全面评价，在政府层次永远都只维持在失语的状态。即使有错，也错在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在西环的水坑口登陆，大卖鸦片图利，而非错在往后的施政和管治。至于曾德成的确是坐上白金升降机成为政坛红人，但在全球竞争及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做其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下，还能靠什么坐标定位香港？他除了坐在尊贵的司长位置质询及否定陈方安生的说法外，还有什么可说？是否真的换个主子就万事不变？1967 年后港英政府制订《公安条例》，打压当年所谓的「左仔」，事过境迁，今天的左派却成为亲建制的政党，他又能如何置喙？
虽然看似刀光剑影你死我亡，但两人面对的问题似乎是同构的：如果今天的位置――无论是议员还是司长――坐着总有点尴尬，就必需明白这一尴尬来源于把整个位置转换过程以至于社会发展过程视为了纯粹的外在因素，而两人都只是恰好在不同时候分别被抛在了两个不同的位置。如果这假设成立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何两人仿佛都不明白一点：自己对过去的香港种下了什么责任，今天又为何不知方向感到手足无措。如果这叫香港的集体冤情，这冤情就令香港的「未来」——如果有所谓的「未来」的话——不过是如杭氏所言的「当下」的延伸：永恒的、绝对的延伸。
（几乎）完满的香港故事
类似的停顿，类似的过去、当下、未来的堕性重叠拥有不止一种面貌。另一种面貌是疑似更加积极的。这几年来香港流行着一种所谓「世代论」的说法，许多文化评论人与社会观察家（最著名的当数陈冠中、吕大乐等）都据此扣连及理解许多社会现象。世代论的说法相当简明，就是以所谓的「战后婴儿」为主轴，说明他们的上一代如何在战后不辞劳苦为他们的下一代打下基础，而第二代人（即主要在 1960 和 70 年代长大并开始在社会工作的那批人）刚好遇到了 1970 年代经济起飞，从而进占各种社会、文化及政治的位置，直至今天。1980 和 90 年代进入社会的第三代，则因为第二代正值人生及事业的高峰，每每受制而苦无发展机会。第四代则是第二代的子女，家庭经济环境较好，一边被宠坏至仿似无能的地步，另一边也被今天的一片管教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注释三】
这个故事里，有人快乐有人愁，但当然最快乐的要数故事的主角：第二代人。第一代以血汗为他们打桩，第三代被他们压制，第四代则为他们所规训。他们的故事就是主流叙述中「由渔村到国际大都会」的香港的成功故事。尽管在后来炽烈的讨论中，有第二代人谓这种所向披靡的成功其实与某种对香港的罪疚感是双生儿：他们享受了社会的好处，却并未为后代打通一条较少崎岖与颠簸的路。
笔者曾于别处指出，类似的对香港的社会及文化概括看似客观，其实却具有掩饰不了的个别身份位置的痕迹。【注释四】这也不足为怪。没有任何故事是完整的，没有零偏见零盲点的视觉。说到底，就是艾柯所说的，不可能制作一张一比一的地图。需要进一步商榷的是类似的世代论究竟是在什么时空条件及问题意识下被提出？以第二代中产阶级的视觉及生命故事作为骨干的香港故事，在回归十年之时提出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处理或回应？相反，这种对香港状况的描述及模型化处理倒是将合理性赋予了许多殖民地时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述行性地（performatively）宣布了不同层级梯阶的意义。这难道真是香港回归十年后的一则有视野的声明吗？香港历经几十年几近无节制的金融地产发展，的确催生了一群今日的政经文化中流砥柱，这种发展方针以及如此被强调和高举这种价值，不正是在这几年遭到猛烈的反扑吗？换言之，无论是作为现实存在的这三十年发展，或是从这三十年发展中蒸馏过滤出的规范性价值观，我们在今天究竟需要忘情地重申，还是需要批判性地重新检视？
香港无节制的地产和金融业发展造就了城市空间的不断拆卸及更新。几百万香港人就在一片弹丸之地上被悬置在恒常流动的状态。金融经济的发展更令赚钱和往上爬变成城市中几乎唯一的生存之道。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和有意无意忽略的不计其数，而当中至少包括各种公民权运动，以及社区和城市空间的规划。回到这次活动的主题，笔者等人对社会空间的参与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就在这里。我与本刊同文都有用心用力参与的天星、皇后二码头保卫运动，或广义的中环海滨发展恰恰就是上述两条被忽略和排除的维度相交重叠的节点。
香港的官员常道，「保育」和「发展」之间要取得平衡。如果以齐泽克的观点看，这简直是脑残的说法。文首提及齐泽克对「和谐社会」及「阶级斗争」的分析，在此便显示洞见。首先，政府语汇里的「保育」运动，与利东街以及天星皇后码头事件后的一系列社区和城市空间的运动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政府的脑袋里只有实物建筑，而并无人的位置。再者，政府的观念也刚好跌进齐氏指出那个后设发言位置，「发展」和「保育」是同一维度的两极，政府的责任就是操作这一维度，以求达至某种「平衡」。这种观念，就是将保卫运动与政府发展逻辑的对抗性彻底磨灭的阴谋。
记得在关于香港的利东街重建抗争的纪录片《黄幡翻飞处》里【注释五】，有位街坊以平静但充满尊严的态度指出，「香港重建的操作，就是剥夺我们继续贡献社区的权利！」翻译一下，她说的其实就是如果香港有一套所谓的重建（或广义的地产发展）操作，这种操作的核心就是排斥社区的存在，贱视居民在社区的付出和积累，剥夺街坊共同建立社区的权利。
而在保卫皇后码头的运动中，一位被捕继而被控阻差办公的参与者的案件亦从反面演绎了同样的观点。回溯一下历史，保卫皇后码头运动是于 2006 年 12 月底天星码头被拆毁后开始的。最初，参与者频密地在码头举行集会、讲座、诗唱会以及各种行动。到四月底行动升级，索性驻扎在码头，24 小时有人留守并派发传单，向市民宣传码头值得保留的理据：皇后码头乃一个重要的平民公共空间，也是香港历史上大量公民权运动的现场，它见证了香港公民权益的发展（及发展不足）等等，直至 8 月 1 日警察场。
判词中法官认为，需要仲裁的是我们被控的朋友是否已经行使了充分的表达自由，这才是判断他有无阻差办公的参照。故有关的阻差办公指控不能只孤立地看清场时行动者的反抗行为，而要从 2007 年初保卫皇后码头运动开始时算起。法官裁定朋友已行使了相当充分的表达权利。换言之，在法官的定义里，警察清场抓人时遇到的阻碍，性质上无异于一开始便不断举行的各种行动及活动。故阻碍与否其实并非一个程度的问题，于尊贵的法官而言，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任何表达的行为，都在根本上存在对抗性，亦即阻碍。而在这一案件中，法官是处在所谓的后设发言位置，但他也没有一刀切地外在于这一案件的明确标准说明什么才是表达自由的界限。这就是英语中「arbitrate」（仲裁）与「arbitrary」（任意、武断、专制）之间的含糊地带。
利东街和皇后码头阻差办公案这两个例子有血有泪地说明了对抗性并非假想物或某种潇洒的诠释角度，而是实牙实齿的存在于任何对立关系中，无需回避，也无从闪躲。「世代论」如果真有洞见，并不在于指出代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矛盾，而在于其无意识地淡化了真正要挟第二代成功故事的对抗性因素，或是曾经出现过却没有达成的变革动力。这种对抗性越是隐形不可见，社会就越有条件将自己包装得和谐美满，没有任何矛盾或改变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不啻显示了这种对抗的真实性：像只不知什么时候会回归的幽灵，永远威胁着要将流行版本香港故事的分裂及矛盾予以无情的曝光。
哪里未知就往哪里走
笔者不是上帝，更不是希特勒，不能宣判所有矛盾及对抗性都是进步的。但铁证如山的倒是在 1960、70 年代以来的公民权运动和各种坚持自己与土地及社区关系的居民、空间运动统统都成了城市的游魂野鬼，无法理直气壮地置换一直以来香港故事中的经济主题，无以在香港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连建立一种哪怕像一根头发般脆弱的传统也不见得有着落，换句话说，就是得不到安葬。
真相大白，那个把香港引进穷巷的流行版本香港故事，其实依赖于对各种严格意义上的对抗性的驱逐。这种驱逐既是将其逐出我们的视线范围，也意味着抹去这些对抗性与纯金融地产发展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其效果就是，无论什么社会运动、居民运动、公民权运动，在香港故事的推进线上，只是散落一地的碎片，它们之间不构成任何关系，与据称客观无情的历史巨轮更是痛痒无关。广东话叫「你死你事」，文雅一点就是「活该」。
事实上，历经皇后码头运动及相关的讨论洗礼之后，「本土」这个字眼已成为许多人挪用、开展、思考以至净化的关键词。笔者和其他朋友参与的各种社区议题、土地发展／使用议题、社会运动史、激进文化资料发掘、以及对乍看属于商业胡闹其实却疑似愤怒不妥协的旧电影的错位重读等活动其实都是本着同一目标：誓死不信香港人从基因里就是一头经济动物，各种香港人自主自决的证据散落一地绝非自然天成。若「本土」乃是尚未能清楚说明的字眼，也只会吸引笔者等人继续向这块未知的领域大步探索。我城若要走出一条真正自重自强，自主自决的路，关键在于确认对抗性不可摆脱的核心地位，穿透缅怀殖民时代老好日子以及资本主义全球竞争年代的双重幻象。
【注释一】Slavoj Žižek, “The Specter of Ideology”, in Slavoj Žižek ed.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
【注释二】Jacques Ranciere, 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pp.5-8 ↩
【注释三】如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二零零七；吕大乐，《四代香港人》，香港，进一步。二零零七；韩江雪、邹崇铭、廖伟棠，《香港的郁闷――新生代VS婴儿潮世代》，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
【注释四】周思中，《一个「香港」故事的诞生――「世代论」小传》，收于本土论述编辑委员会及新力量网络编，《本土论述》，香港：上书局， 2008 ↩
【注释五】利东街是香港一条著名印刷喜帖的老街，市区重建局欲收该街作发展用，该处居民以游说、自行制定民主规划方案、群众集会等多重方式争取保留社区网络。详见周绮薇、杜立基及李维怡编，《黄幡翻飞处：看我们的利东街》，香港：影行者，2007 ↩